巴黎先賢祠是由教堂改建為公墓,但又不是任何人都能去的歸宿。因為在大門的門楣上鐫刻着一句話:「獻給偉人們,祖國感謝你們。」仰望那些大理石上的浮雕,看不太懂,朋友告訴我那都是古希臘古典主義手法的藝術雕刻,它們象徵着祖國、歷史、奮鬥、不屈和自由。踏在厚重高台的石階上,仰望那古希臘神廟似的教堂,那是法蘭西偉人的公墓,肅穆之感油然而生。

  那裏最先安頓進來的是盧梭,我初中時就讀過他的《懺悔錄》,那時感覺盧梭既不光明更不偉大,甚至有些卑鄙和齷齪。大一些再讀盧梭的東西才懂得一些盧梭精神,盧梭理論,他的理論在法國大革命的腥風血雨中一直勇敢地屹立着。一個敢向人民真誠地毫無保留地懺悔的人,讓我由衷敬佩。如今,盧梭的雕像高高地豎立在先賢祠的門口。

  我要去拜見伏爾泰,伏爾泰的大理石像就站在他的石棺前,彷彿還在宣傳他的思想,彷彿還在辯論,彷彿還在戰鬥。伏爾泰是法蘭西的驕傲。他的石棺上刻着:詩人、歷史學家、哲學家。他拓展了人類精神。他使人類懂得,精神應該是自由的。伏爾泰有多麼偉大?一七七八年為伏爾泰送葬的隊伍在巴黎大街整整走了八個小時,許多外地的法國人都趕到巴黎街頭自願為伏爾泰送行,萬人空巷。

  終於找見了雨果,他和法國另一位大文豪左拉同在一個石室,一左一右,分列兩側。我初識左拉是因為他寫過一本長篇小說叫《娜娜》,而認識雨果就是因為他的《巴黎聖母院》。記得一九六○年出版的《巴黎聖母院》被傳閱得又捲又殘,那時候我們看這種名著跟瘋了一樣。卡西莫多、愛斯梅拉達甚至克洛德主教都陪我們走過很遠很遠的路,有的人偷偷地把《巴黎聖母院》帶到兵團、部隊和插隊的地方。看過一遍又一遍。那年我們從插隊的山西回北京過年,得知紡織部地下室放映《巴黎聖母院》。真興奮得如同見到愛斯梅拉達。因為等片子,演得很晚,散得更晚。當時我們沒有一個人有手表,望星空三星偏西,估計應該是子夜時分。不知為什麼又都爬到紡織部大樓的頂樓,坐在樓頂數星星……

  那次巴黎之行,我們本來計劃去蒙帕納斯公墓,因為那裏安放着一位不平凡的中國女人,藝術大師潘玉良。潘玉良一生是傳奇的,也是鬱悶苦惱的。她出生於風雨如晦的清末時代,家境不幸,童年不幸,自幼被送進煙花柳巷,嘗盡凌辱和苦難,成年後又苦難重重,漂泊四方,好在她才藝未被埋沒,一生創作六千餘幅作品,獲過數十次國際大獎,當年在巴黎藝術界,潘玉良被公認為「將中西風格融為一體的一代繪畫大家」。

  遺憾是,去程時遇上巴黎的大卡車司機罷工,車過不去,下午我們就要離開,只好把在楓丹白露採集的落葉編成的一個小小花圈留給朋友,讓他代表我們去潘玉良先生的墓前,獻上我們對她的崇敬。

  (「巴黎歸來話公墓」之下篇,標題為編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