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魯迅在《估〈學衡〉》一文中把梅光迪狠狠地嘲諷了一番,梅光迪或許在人們心目中是另一種形象。一九二二年,梅光迪在《學衡》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評提倡新文化者》,批評新文化提倡者們:「或操筆以待。每一新書出版。必為之序。以盡其領袖後進之責。顧亭林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序。其此之謂乎。故語彼等以學問之標準與良知。猶語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貞操也。」梅光迪的這一說法遭到魯迅的猛烈抨擊,指出:「做一篇序『以盡其領袖後進之責』,便有這樣的大罪案。然而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的『言』了起來呢?」對於梅光迪這些《學衡》同仁、作者,魯迅是很看不上的,認為他們:「於舊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銖兩來,於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差得遠。」

  由於受到魯迅的批評,梅光迪的形象大為受損,給人留下了「舊學」功底不足卻要提倡「國粹」的滑稽印象。其實梅光迪在中國新文化史上是個重要人物,他少有神童之譽,清華讀書,美國留學,哈佛畢業,是美國新人文主義大師白壁德的學生,歸國後先後在南開大學、東南大學、浙江大學任教,參與創辦《學衡》,與吳宓、劉伯明等人共同提倡「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可以說是當年新文化/新文學運動中理性力量的中堅分子。

  對於新文化/新文學,梅光迪並非一味反對,而是希望在提倡「新知」的同時,也不要忘了「國粹」,具體到文學上,他主張白話文應提倡,但文言不可廢。秉持這樣的觀念和立場的他難免對新文化運動提倡者們一些激進的說法、做法看不慣,有時甚至進行文字攻擊,這在當時不矯枉過正不足以撼動舊文化/舊文學的時代氛圍中,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其實梅光迪當時的「不合時宜」,值得重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