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言暢談/疫後全球政經的新格局浦發銀行戰略發展與執行部高級研究員宋艷偉

  圖:後疫情時代,中美兩國之間的大國博弈形勢將更加複雜,中美關係將成為影響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發展最大的不確定性因素之一。

  隨着各國新冠肺炎疫苗的大面積接種,預計2021年下半年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勢或明顯緩解。疫情過去後,我們將面臨全球治理機制重塑、超常規政策退出等問題。本文通過數據分析、邏輯推演等方法研判後疫情時代全球宏觀經濟社會發展大趨勢,以期洞察先機、迎接變革、主導未來。

  目前,全球疫苗研發已經取得重大進展,眾多疫苗正陸續上市並擴大接種範圍。雖然疫苗存在產能、儲藏和運輸問題和群眾接種意願等不確定性因素,但綜合考慮疫苗作用及政府防疫能力,2021年下半年後全球疫情形勢大概率將得到緩解。

  一、全球經濟曲折復甦

  雖然疫情的影響將日漸式微,但全球經濟增速內生性下行壓力依然較大,不確定性因素仍在累積,全球經濟仍將在深度調整中曲折復甦。後疫情時代全球低增長、低利率格局可能將成為常態。

  (一)全球經濟將保持低增長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就處於「長期性停滯」之中,各經濟體持續寬鬆的貨幣政策並未使全球經濟得到持續提振,而是在短期反彈後重新進入緩慢下行通道。畢竟從根本上支撐2008年之後全球經濟反彈的主要力量並非技術進步、人口紅利、制度改革或者其他長期可持續因素,而是較低的利率環境刺激消費和投資支出。鑒於未來全球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貧富差距拉大、第三次工業革命已接近尾聲等,全球經濟很難進入快速增長通道,中期內全球經濟增長率將大概率下降。與此同時,全球經濟對寬鬆貨幣政策的依賴度也愈發增強。

  (二)更多國家實施負利率政策

  從更長周期來看,全球利率水平持續下行。1980年以來,以國債利率衡量的發達國家無風險利率處於下行通道中。作為貨幣資金的價格,利率的價值中樞從長期來看由實體經濟的潛在生產率決定。目前,發達經濟體實施寬鬆貨幣政策的邊際效用已經遞減,以美聯儲為首的發達經濟體央行超級量化寬鬆措施的退出將非常緩慢。全球經濟弱復甦下增長乏力將抑制利率上升。全球勞動力增速下降,但資本積累過剩,造成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放緩,企業長期資本回報率趨降。

  展望後疫情時代,從全球的角度來看,利率水平將持續下行,內生性反映經濟增長、貿易增長和資本回報率的下降程度。目前在規模較大的發達經濟體中,美國國債收益率跌至歷史新低,日本、德國和法國的國債收益率已經為負。全球已有日本、歐元區、瑞典、丹麥、瑞士、匈牙利等六個經濟體實施了負利率政策。負利率是長周期利率下行趨勢的延續。為了抵禦通縮、緩解本國貨幣升值和刺激投資等,未來實施負利率政策經濟體將越來越多,宏觀政策的溢出效應也將加大。

  二、國際環境複雜多變

  (一)單邊及霸權主義破壞國際合作

  全球疫情打破了冷戰之後形成的地緣政治格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持續深化期。疫情導致全球地緣政治風險迅速上升,國際關係格局急劇重塑。後疫情時代,世界可能將經歷新一輪大變革、大調整,大國戰略博弈全面加劇,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深度調整,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因疫情而加速,國際秩序和權利與各國綜合實力變化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東西方經濟加速再平衡。大國博弈從合作共贏轉向戰略對抗,制裁、極限施壓將成為常態化手段。全球治理體系加速調整,全球治理協調機制可能出現倒退。生產關係層面的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和國際政治格局面臨調整。盲目追求本國優先、單邊主義和霸權地位的國家正在破壞國際合作。全球性的普遍規則日漸式微,國際多邊經濟治理體系呈碎片化、孤島化趨勢。國際公共產品短缺,全球陷入經濟混亂和安全失序的「金德爾伯格陷阱」的風險持續上升。

  (二)美遏制中國不會因換屆而停止

  後疫情時代,中美兩國之間的大國博弈形勢將更加複雜,中美關係將成為影響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發展最大的不確定性因素之一。中國國力仍處上升期,但持續性存在不確定性;美國國力依然強大,仍將保持明顯優勢。中美將直面「修昔底德陷阱」,美國政府將加大遏制中國的力度。基於維護全球霸權的需要,美國將持續重視亞太地區,強化亞太主導權地位。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競爭將更加激烈。疫情正導致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在過去數十年來互相依存的兩大龐大經濟體的脫鈎風險正急劇上升。中美關係摩擦將持續發酵,已經從貿易戰拓展到科技戰,將來可能拓展至金融戰等,其長期性、艱巨性和複雜性不容低估。美國全面遏制中國高科技崛起,世界裂變為以中美為首的兩大科技陣營的可能正在上升。供應鏈脫鈎正以偶發事件的形式出現。由於美國兩黨在遏制中國上已達成戰略共識,因此拜登政府不會大幅扭轉對華政策。

  (三)中歐合作與摩擦同步增加

  後疫情時代,面對世界格局深刻演變,中國與其他經濟體的關係也將面臨重構,中國與日本、歐盟這兩大經濟主體的關係也將趨於複雜。中日關係方面,中日作為東亞第一和第二經濟大國,中日關係對中國經濟影響較大。美國是日本的盟國,中國是日本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日本將在中美關係間尋找戰略平衡。中歐關係方面,在歐美利益結構性疏離的背景下,歐盟將通過尋求對美的獨立性以維護主權利益。在此背景下,中歐關係將表現出更加複雜的兩面性特徵:戰略合作需求上升,戰略互信下降;經貿合作上升,摩擦也在加劇;多層次交往增加,合作卻面臨政治化和安全化風險。

  (四)產業鏈與分工趨向區域化

  全球範圍內新自由主義政策盛行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動力已愈趨耗盡。全球疫情蔓延導致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進一步抬頭,自給自足和地理相鄰性正變得優先於全球一體化,全球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日趨濃厚。後疫情時代,逆全球化將更加顯性化、極端化、普遍化。過去以貿易壁壘、關稅提升、投資受阻為特點的逆全球化浪潮,在疫情之後將擴散至更廣的範圍,包括外交、科技、教育、文化、產業鏈、供應鏈、旅行、媒體輿論、民眾心理等領域。在逆全球化趨勢加劇的背景下,「逆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數量激增將提升全球貿易的下行風險,重塑全球產業鏈。

  全球供應鏈將出現「短鏈化」、區域化、分散化趨勢。疫情成為產業鏈重塑的催化劑,一些國家和跨國公司開始重新調整全球供應鏈戰略,以確保在發生嚴重公共衞生、糧食或軍事危機時,生產和供應能夠得到保證。這些經濟體和跨國公司更加重視自身供應鏈的完整性和自主可控性,將促使某些供應鏈區域化集聚和多元化布局。

  過去東亞─中國─北美的「大三角」分工格局面臨調整。全球大規模生產基地可能裂變為若干較小的生產基地,可能依據經濟和市場規模,形成北美、歐洲、東亞、南亞等若干個區域性生產基地,每個基地實現內部分工和循環,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也隨之區域化。國際大分工格局將收縮,國際貿易,無論是最終產品貿易還是中間產品貿易增長都將放緩。全球貿易增速將延續近年來的趨勢,持續低於全球經濟增速。

  (文中觀點不代表作者單位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