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前夕,「拒中抗共」分子在網絡平台發起所謂「反極權大遊行」,9月29日在香港未獲警方同意的非法遊行,演變成空前惡劣的暴亂。在台灣,「台獨」勢力則以所謂「929台港大遊行 撐港反極權」活動和晚會來同「港獨」勢力遙相呼應。

  9月30日,《明報》「觀點」版的「筆陣」專欄刊登沈旭暉的文章,題為《「獨裁2.0模型」:10年後的「一國兩制」》,儘管沒有把國家領導人與沈旭暉等人眼中的全球「獨裁者」並列,但是,沈旭暉在文中的一系列論述,無疑是把內地現行政治體制列入「獨裁者」,以此來分析「一國兩制」。沈旭暉認為,William J Dobson的《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一書的觀點,有助於分析當前香港局勢。他稱:「解放軍、武警、緊急法一類大動作,都屬於『獨裁者1.0』時代。」「根據Dobson的研究,『獨裁者2.0』的第一特徵是標榜自己定義的『法治』,不時提出『依法治國』。」

  煽動「拒中抗共」製造恐慌

  「香港回歸後,本來屬於昔日『殖民地』精英繼續管治的社會,經濟、商業、文化、社會本來沒有改變,只是『換旗換督』。問題是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太快,出現了太多新興利益集團,而香港作為中國境內唯一能輕鬆使用的『走出去』(自行理會其經濟意思)基地,早成了兵家必爭之地。但假如不改變香港社會管治模式,只是小修小補,對他們而言,還是不能『洗太平地』。唯有通過『獨裁者2.0』模式,動員群眾,改變社會經濟根本結構,才符合此刻某些利益集團的目的。」

  筆者沒有充分的事實為依據能斷言9月29日「反極權大遊行」和9月30日沈旭暉文章是整套部署的兩個環節。但是,二者把內地政治制度貼上「獨裁」或「極權」的標籤是一致的。二者的另一個相同點,都是把反對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協助條例》,提升到了反對內地政治制度的高度,充分暴露「黑色革命」的宗旨,不僅企圖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複製西方政治模式、進而變香港為獨立政治實體甚至公然宣布「香港獨立」,而且,企圖推翻或改變內地政治制度。

  當然,二者的差別也是有的。「反極權大遊行」是一次誹謗內地政治制度的活動,能產生的效果是讓敵視內地的人群發泄一次對內地的仇恨。沈旭暉的文章則不止於煽動「拒中抗共」情緒,而是抹黑中央正在展開的推動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踐「一國兩制」與時俱進。

  沈旭暉立論的基本前提,是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即使仍由昔日港英精英管治,卻仍然屬於西方的制度範疇;即使欠缺民主,也好過內地所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內地推行「依法治國」是屬於「獨裁者2.0」。於是,沈旭暉得出推斷──內地企業以及香港本地與內地關係緊密的企業,作為香港社會的新興利益集團,正在以「獨裁者2.0」模式改變香港社會管治模式。

  沈旭暉在文章中沒有闡述10年後「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將呈現怎樣的面貌。但是,從他文章標題來推斷,他是把新興利益集團以「獨裁者2.0」模式來重塑香港社會管治模式,視為「10年後的『一國兩制』。」

  沈旭暉指出香港社會管治模式正在發生變化,這一點沒有錯;但是,他給改變香港社會管治模式貼上「獨裁者2.0」的標籤,這一點是具惡意的。

  落實「一國兩制」進程絕不會受阻

  以「黑色革命」為徵兆也被「黑色革命」所激發,香港的確正在進入一個重大歷史轉變階段。香港政治經濟社會錯綜複雜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需要改革香港社會承繼自港英時代的管治模式來解決。

  9月以來,中央權威部門和中央媒體關於香港地產市場及相關知名人士的評論,以及境外媒體披露中央直接管理的大型國有企業擬增加在香港的投資經營,可以看作中央推動香港解決政治經濟社會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的戰略部署。

  但是,必須指出,阻礙香港克服政治經濟社會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的既得利益集團,決不是現代民主的化身或代表,恰恰相反,他們是利用在港英時代建立的錯綜複雜的利益格局,長期壓制香港廣大居民的利益來謀取自身利益。港英時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同港英時代的專制政治制度相互配合的。

  香港回歸以來,香港社會在發展民主政制上耗費過多時間和資源,忽略了對經濟制度進行民主化改革。所謂經濟制度民主化,就是要充分尊重、促進和維護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香港地產市場長期形成的寡頭壟斷,就是經濟制度欠民主的一種表現。在香港經濟其他一些領域,也有類似表現。

  無論來自何處的資本及企業,香港都歡迎,只要它們遵守香港法律,體現公平、公正和尊重自由競爭。給內地貼上「獨裁者2.0」模式的標籤,企圖阻止內地企業擴大在香港的投資經營,幫不了某些企圖繼續借助前「殖民者」餘蔭而在香港謀取重大利益的財團或個人。   資深評論員